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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報》:樹浩然正氣 育責任公民
分類:媒體報道     發布日期:2016-06-17 13:57:00     

 (發表于《中國教育報》作者:陶繼新)

 

 

   湖北省荊門一中的品正文化作為基層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先進典型被《人民日報》、《內部參閱》和中央電視臺等主流媒體報道后,在廣大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于是,人們在探尋這所學校何以能有如此高的教育品質?

  可是,2006年學校新的領導集體組建之初,學校的教學質量、校風學風與社會的期望有一定差距。

  通過對學校現狀的分析,新的領導集體有了一個敏感的思維向度--要想解決看似復雜紛亂的問題,就要由表及里,尋根求源,因為“里”與“源”是“綱”,綱舉才能目張。

  而風氣不正,當是出現問題的“里”與“源”,樹立正氣,便是解決問題的“綱”。何謂正氣?《孟子·公孫丑上》解釋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即所謂浩然之氣,后世稱其為正氣,其與仁、義、禮、智、信的善之道是相通相成的。基于此理,學校提出“為人正直,作風正派,伸張正義;待人寬厚、遇事寬容、心胸寬闊”的“三正三寬”的治校理念,唯其如此,才能讓這所重點中學恢復元氣,進而生成巨大的正能量。

  身正才為范,德厚則品達,品達而氣華。隨著這一理念不斷地豐富,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荊門一中品正文化。品正即品行端正,其核心品質為正直、責任、陽光,其文化內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高度契合。

  不過,在這有限的篇幅里,筆者無法將品正文化的豐厚內涵及其生成的鮮活故事全部向讀者一一述說,只能在這個精神風景大觀園里選取幾個景點,呈現給讀者,希望大家能夠以點見面,窺觀以至想象其背后的妙道。

  選拔干部 正氣為要

  唐代史學家吳兢在《貞觀政要·崇懦學》中說:“為政之要,惟在得人。”那么,選賢任能以什么為主要標準呢?選拔干部當然要關注能力與才智,可是,正氣之德才是選拔干部的首要條件,恰如前人所說:“德能正其身,才能稱其職。”

  2007年,學校以公開競聘的方式大膽起用年輕人,從一線教師中挑選出15名中層干部。此后的干部選拔,不談背景,不講人脈,不論辭辯,而惟重其為人是否正直,作風是否正派。正直作為干部選拔標準,引領著干部推選體制的運行。

  據政治教師蔡章和講,選拔干部并不是校長與書記一言所能,更重要的是要有群眾推薦,公開競爭,并邀請教育局相關領導擔任評委,公開選拔。這種透明的選人流程,旨在讓每個教師心里一清二楚。教師作為具有獨立主體性的人,必然需要參與決策的過程之中。正氣是與公開緊密相連的。學校領導的正,不能只藏在心里,也要公開于教師,讓他們心里透亮。公開則正,公正則明,澄明才能獲致人心,才能凝聚心之正氣,促其向上。

  化學老師李久明系普通農家子弟,沒有背景,可他卻在公開競聘中脫穎而出,走上了政教主任的崗位。在接受筆者采訪的時候,他說,學校正氣蔚然的氛圍,使置身其中的人心無旁騖的致知求真,也正因如此,教師同仁們會支持你,學生們會歡迎你,自己心里也坦然踏實。

  中層干部的正直正派,以身作則,于潛移默化中又向老師們傳遞出一個信息、一種精神和一種態度:即在荊門一中工作,唯有正,才有立身之本,才有發展的可能。當越來越多教師的正氣品質被喚醒后,學校的發展自然也就具備了持續發展的品質。

  黨委書記謝澤滔認為,學校不但要推選品行端正的教師到干部崗位上,更要對他們的進一步成長負責。而這份擔當,當然須有制度的保障,因此,為了讓干部正氣常存,學校還制定實施了《干部業績考評方案》,每月組織各類人員對干部進行民主評議,將干部的月工作表現分為A、B、C三等,并與津貼掛鉤。

  當然,干部僅有正氣是不夠的,他們還應是教師中的先進分子,所以,學校把“教好一門課,蹲好一個點,帶好一班人”作為領導干部的行為準則,要求學校領導干部從學科教學、崗位領導及學生管理等各方面都要成為師生的表率。

  正直從教 愛心育人

  我國老一輩教育家徐特立先生曾言教師的兩種人格--經之師與人之師;經之師者易得,人之師者難遇。然無論從何角度觀之,教師在學生成長中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致知與成人。荊門一中將“正直從教、愛心育人”作為師德建設的核心內容,可以說,這是教師在教育教學過程中體現個人魅力的靈魂所在。為此,學校制定《教師基本行為“六示范”》,在每年暑期開展教師集訓,重點考核師德狀況。每年組織開展“校園開放周”活動,邀請家長和社會人士來校評議教師師德狀況。每學期開展學生評教活動。定期舉辦“十佳師德標兵”、“十佳教師”、“模范班主任”評選,充分發揮先進典型的示范作用。

  據物理教師龔光平講,以前老師遲到、上課打手機、校園抽煙,并非個案與新聞。可自從學校提出品正文化之后,對這些現象亮起了紅燈,一經發現,“六親不認”,隨即重罰。個別教師因觸犯規定而受到懲罰之后,以后也不再“復行”了。更重要的是,大家慢慢地融入到品正文化之中,形成了良好的習慣。

  地理老師常悅來到荊門一中只有四年時間,可已經融入這個具有正氣文化的氛圍之中了。她坦言自己感觸最深的就是,學生義工在社會上產生了良好的影響,而老師們亦是主動積極地帶著學生做,做得快樂,幸福。即使年齡大的老師也不甘落后。一次去做義工的時候,社區的一個年輕人看到一位教師滿頭白發,便搬來一把椅子,請他坐下休息,可他表示感謝之后繼續與學生們一道做起了義工。

  由此,筆者不禁審思,我們不斷在追問教育的意義到底是什么?教育的意義就是讓人活得有意義,意義是每個人對于我們所生活世界的體驗與理解,意義的核心是“愛”,無愛則無意義。

  為了將愛傳遞給學生,荊門一中在全校開展了關愛教育。要求所有教職工人人育人,愛心育人。教師不僅要傳授知識和學習方法,更要有引導學生養成正直品格的責任,以關心和愛護的方式構建平等的師生關系。學校出臺了《關愛教育實施方案》,學校對單親、留守、務工子女、特困、內向、控制力差、學習困難等7類學生進行重點關愛。216名教師每人負責關愛7類學生中的一個,承擔該生在校三年的學習、生活、健康等方面的關心和引導,并給予力所能及的經濟幫助。要求關愛教師每月與學生談心一次,每學期家訪一次。與學生談話要求同站同坐,態度溫和可親,禁絕諷刺、體罰學生,要理解尊重學生。學校還把關愛教育的落實情況納入教師的學期業績考評中,讓其成為常態化、長久性的教育方法。通過關愛教育的實施,讓學生充分感受到學校對他們的尊重和教師對他們的關愛,自己真正成為校園的主人,從而激發學生對學校的愛、對教師的愛以及對社會的愛。

  品正文化在荊門一中,還有著更為豐富的內涵和更寬廣的外延,比如健康生活方式和陽光心態等,也屬于品正文化的范疇。學校提出了“均衡飲食、適度運動、陽光心態”的生活觀念,并總結出了“荊門一中健康生活12條”,倡導“三個一”,即“早上一杯水、睡前一套操、床頭一本書”。每天大課間,全校師生一起跑步、跳舞、打太極,下午第三節沒課的老師由工會組織開展各種體育活動,參加次數多的教師,學校每月發一些生活用品作為獎勵。通過這些活動,全校教師逐步形成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陽光向上的精神風貌,風清氣正的校園風尚也蔚然養成。

  師生義工 責任公民

  教之道,學為貴。學之主體--學生首先是人,具有現實的能動性;亦是發展中的人,具有潛在的可能性。那么,學生作為具有自由意志的主體性存在,其發展指向如何為益?荊門一中“品正文化”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要將學生培養成品行端正的責任公民,以責任意識的培養作為學生發展可能性的基本原則和價值追求。毋需贅言,當今中學生在家庭里,不少是以自我為中心,甚至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其實,這是嬌慣與溺愛造成的。學校,是愛學生的園地,同時,也是鍛造其心靈品質的精神殿堂。

  為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荊門一中于2010年成立了品正志愿者協會,號召全校師生加入志愿者行列,要求學生在校三年完成20個小時以上的義工,完成者在畢業證上簽注蓋章,作為學生奉獻社會的證明。倡導教師每年做10小時以上義工。6年來,品正志愿者在全市61個社區建立了網絡,每個社區一個教師志愿者負責,引導學生開展義工活動。每個社區、每個班級一個義工項目,形成了“全員參與、全市覆蓋、項目實施”的志愿者活動格局。

  開始的時候,有的教師和家長對此曾經提出疑議,認為這會耽誤學生的學習時間,有的則擔心他們做不好義工,影響學校的形象。校長原野則不這樣認為,他告訴大家,正直的品格和社會責任感比什么都重要,我們要相信學生會在實踐中成長。這不但不會影響學習,還會增強其學習的動力。他們從義工中感受到奉獻之美的時候,生命境界也就得到了升華。

  政教主任李久明對筆者說,學校要求每個學生在放假時,先做義工,再回家。學生在做義工的時候,有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格品質。所以,在做義工的時候,他們不是在做表面文章,而是不斷地深入到需要幫助的人家里。有一個殘障人,學生義工們會定期去幫助他;有一個修鞋者的女兒不愛說話,學校有一個班分批到她家里,帶她去玩,聊她開心的事,幫助她解決一系列的問題,一段時間后,這個小女孩愿意說話了,臉上也有了以前少見的笑容。

  筆者在荊門一中采訪學生的時候,他們說的最多與感觸最深的就是做義工的經驗與體驗,經驗的是事實,體驗的是情感,收獲的是對生活意義的理解。

  高二(13)班王浩男同學到月亮湖社區一位孤寡老人的家里,幫助他打掃衛生,與他聊天,為他唱歌。老人特別開心。而學生則從老人的快樂中,感受到了奉獻帶給自己的心靈溫暖。

  高三(11)班曾曉旭同學談到幫助留守兒童學習時的事情,很有一種自豪感。他說,在做義工中,他體會到了什么是愛心,什么是奉獻,也體會到了自己的人生價值。

  高三(11)班趙欣、高二(1)班音樂班龍子翌、高三(3)班李梓昕、三(14)班勵志班龔仁杰高等同學在談及其做義工時,感到自己長大了,有用了,幸福了;更重要是,他們覺得自己是學生,也是責任公民,而責任公民,就要履行責任公民的義務。

  瀏河社區主任蘇玉梅說:“荊門一中的品正志愿者已經在全市家喻戶曉,他們的義工行為感動著社區居民,促使社會正氣不斷得到弘揚。”

  從成立品正志愿者協會至今,六年過去了,近8000名志愿者利用假期和周末時間,走上街頭、深入社區做義工。如撿垃圾、公交車上文明勸導、福利院里敬老孝親、愛心伴春運、“衣舊情深”捐贈、義賣助殘困、陽光家園輔導、漳河水保護等活動,遍及全市所有社區,將“責任奉獻”活動拓展到社會,傳播到民眾中。

  學校制度 “文”而“化”之

  學校需要制度規范人的行為,更需要制度文化內化人的行為。孔子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可有的校長在謀自己之政的時候,連副校長甚至主任的權也謀了。結果是,校長一個人忙得不亦樂乎,其他干部卻閑得無事可干,更重要的是,它影響了這些干部工作的積極性,甚至讓他們心生怨氣。其實,不管校長水平如何高,如果不能充分發揮其他干部工作的積極性,學校管理大多很難取得比較好的成績。正如管理大師湯姆·彼得斯所說,管理技術固然是重要的,但增強信任卻更為有效。

  荊門一中則在發揮干部與教師工作積極性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筆者在與校長原野將近半天采訪時間里,他沒有接到一個請示學校工作的電話,也沒有副校長與中層干部來匯報。

  整個學校,校長的辦公室最安靜,很少人有來找。因為學校實行的是分層管理,分級負責制。更重要的是,學校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可以通過量化指標對所有人員進行科學的考評。

  評價干部與教師,不用領導的主觀意愿決定,而用數據說話,形成制度文化。學校制定了以《荊門一中業績考評方案》為核心的系列管理制度。依據考評方案,學校的各項工作做到什么程度,都有一個相應的量化分值。每位教師所干的工作優劣多寡,都有一個對應的得分。累計一個學期或一年來的各項得分,便是一個學期或一年的工作業績。不管是評選先進,還是職稱評定,以每人得分多少排名,誰的總分多,誰就可以評上。所以,評上者認為天經地義,評不上者也不會怨天尤人。其實,當某一評選項目一出來,每個教職員工對應評價方案,就可以找到自己排名的先后,明了自己是不是能夠評上。

  在荊門一中,學校對教師在課堂、辦公室、集會、生活等各種場合的言行做了詳細規定。如校園內不抽煙、每天運動一小時、禮讓右行、輕聲說話、撿拾垃圾、光盤光桌等等。

  有的學校有了制度教職員工不一定執行,執行了也不一定從心里認可。而荊門一中的制度,是由大家討論定下來的,其中會有不同意見,有時還會有爭議,可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大家的意見漸趨一致,最后形成大家認同的制度。所以,荊門一中的制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制度,而是上升成了制度文化,有了“文”而“化”之的性質。當制度“化”到每個教職員工心里之后,制度才能產生巨大的正能量。

  幾年前,學校爭取了4個代課教師轉正的指標,但學校有8個代課老師,如何辦?依據評價方案,按量化指標一算,得分從高到低,結果便呈現出來了。能轉正者自然高興,沒有轉正者非但沒有怨氣,反而更加努力工作,以期以后再有轉正機會的時候,自己的評價分數名列前茅。

  后勤工作是容易出問題的一個難點,可分管后勤工作的副校長高興華卻一身的輕松。他說,學校制度規定將工作優劣標準與得分多少都規定得非常詳細,人人清清楚楚。所以,一旦出現門窗、水電等問題,維修服務人員便會第一時間前往,維修的時候也絕對精益求精。因為工作完成之后,緊跟其后的就是相應的評價,也就有了對應的分數,當然,也就有了相應的獎懲。一天工作有考評,每月工作有考評,每個學期工作有考評。期末評定哪個人工作的情況,將平時得分累積相加,公布出來,每個人的位次便展現在大家面前。

  《荊門一中后勤(教輔)人員考評細則》是真正意義上的細則,比如第11條規定:“學生評議滿意率超過95%的加20分,低于60%的扣20分。”

  員工看重自己的積分以及工資和獎金,可他們認為公正公平也是福利,甚至是更重要的福利。很多時候,人們不是工作累了,而是不公平不公正讓他們的心里累了。心累身就疲,自然也就沒有幸福了。幸福,才是人生最大的福利啊!

  細則第16條還有一項規定:“參加義工活動,憑義工證記載一次加10分。”

  也許有人會說,這與后勤人員的本職工作有聯系嗎?沒有聯系。

  但后勤人員需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同時,還要有社會責任感。這似乎說得有點大,其實不然。一個沒有社會責任感,只是盯著個人的工作,只考慮自己利益的后勤人員,不管其工作得多么認真,都缺少了一個靈魂性的東西,那就是社會責任與良心。

  在采訪辦公室主任張平時,他很是感慨。他說,以前制度還未完全健全時,有的即使工作業績不佳,也照樣受到表揚,干部選拔與職稱評定,也是唯親是舉。結果,更多的老師敢怒而不敢言,原有的積極性也慢慢地消解了。尤其是一些很有發展潛力的教師,不但沒有很好的發展,反而對學校產生了怨氣,消極工作,錯過了很多發展機遇。

  學校評價老師不以某個人與領導關系親疏遠近為重,而是以工作業績優劣評判,量化分數,讓制度說話。這樣,教師就不再考慮與領導拉關系,而是想方設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心里舒暢了,工作效率也高了。

  學校有個姓譚的老師,性格比較靦腆,平時只埋頭上課,不擅長人際交流,可他積極參加課堂教學改革,成績突出,迅速成長為骨干教師;擔任班主任,帶出了最好的畢業班。去年他被評上了全市優秀教師。

  這向老師們傳遞一個信號:在荊門一中,不管你是什么性格的人,也不管你與領導關系的親疏,只要好好工作,就會得到相應的回報和更好的發展。

  以前個別工作不太積極的教職員工,也被學校的制度文化“化”開了。他們發現不積極工作,不只是業績考評分數低了,獎金少了,尊嚴也少了。你不能改變制度,只能改變自己,改變的唯一方法,就是主動積極的工作。

  好的制度文化凝聚的是正氣,它讓人們更多關注如何做好工作,而不是將心思用到人際關系上。結果,人際關系簡單了,而各項工作有了蒸蒸日上的氣象。

  唐代詩人白居易說:“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因為好的制度文化是產生正氣與仁愛的本源。制度制定得越科學,越細致,越深入人心,教職員工就會越遵守制度、敬畏制度,并由此生成高度的自覺性與責任感。于是,學校的很多工作,不再是由校長不斷地去檢查與督促,而是由制度來有效的規范,甚至提升了人的精神品質。結果,校長的工作也就越來越輕松。老子所說的“無為而治”,當是管理的至高境界;“心誠求之,雖不至,不遠矣。”

  行文至此,筆者突然想起明代文學家、戲曲家馮夢龍的一句名言:“忠心正氣,千古不磨。”忠誠于教育事業而又具備品正人格的荊門一中人,讓我們看到的還不只是當下的公開公正的制度,也不只是讓我們感受到其浩然正氣的精神品質,它還會不斷地向更大的時空延伸,并生成更大的正能量,讓教育真正擔負起培養品行端正的責任公民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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